像娇娆意绪不胜羞，愿倚郎肩永相著（《意绪》）、想得那人垂手立，娇羞不肯上秋千（《想得》）、分明窗下闻裁剪，敲遍栏干故不应（《倚醉》）、小叠红笺书恨字，与奴方便送卿卿（《偶见》）之类描写，绘声绘影，酣畅淋漓，活脱是词的口吻。
[15]参见江国华：《从行政行为到行政方式：中国行政法学立论中心的挪移》，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4期。[22]按照上述体系化标准观测我国行政法学理论研究，我国行政法学者更多地将目光集中于价值导入和制度更新，对于学科本身的建构和制度均衡缺乏热情，在当前的法制建设过程中，中国行政法学者偏重对于理论实践作出即时回应，因应现实很多时候成为学理研究和制度构建的唯一风向，但为了应对现实而不断填空的制度内容却往往不稳定，也不系统，缺乏统一的价值导向和方向指引，因而在行政法学体系内部时有价值冲突和悖反发生。
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样态，一方面取决于国家在现实生活中架构起来一整套法律制度，铸成了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骨架。朱芒：《中国行政法学体系化困境及其突破方向》，载《清华法学》2015年第1期。[55]Vgl.HartmutBauer，VerwaltungsrechtlehreinUmbruch？，DieVerwaltung25(1992)，S.533.转引自赵宏：《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建构与均衡》，载《法学家》2013年第5期。[4]参见林平：《全国人大启动环境法典、行政基本法典等行政法典编纂工作》，载正义网2021年4月21日，http：//www.jcrb.com/xztpd/ZT2021/dfgh/28th/jj/202104/t20210428_2275469.html。3.保护主观公法权利的时代要求 从逻辑角度出发，只有具备一国承认的法律地位才能是权利享有者，才能够受到法律的保护，国家通过向个人赋予权利能力使个人能够寻求法律的保护，因而可以说是国家创设了人格，创设了公民的权利。
关键问题是中国行政法学理论转向何处去？对于这种邓正来式的追问，[50]自20世纪90年初期以来，我国行政法学者也都多有尝试对传统行政法学的体系进行改造，开始探讨行政权力与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特点，探讨行政诉讼制度确立在中国的宪政意义。[46]对于主客观诉讼模式孰优孰劣并不是本文所想要探讨的核心问题，从功能主义角度看，无论是哪种诉讼模式，只要能够解决中国的公法权利保障问题即可，但问题在于行政诉讼制度的主客观内部逻辑错裂，对整个行政法学理论逻辑体系产生了影响。(33)参见王贵松：《论行政行为的违法性继承》，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第101-102页。
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0条明确解释了证据合法性的核心意涵，主要指证据在形式载体或取得程序上应当符合法律规定，而作为先行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则主要指向该行政权的内容是否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二者存在较大区别。(30)参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79-480页。(39)参见闫尔宝：《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发展与问题》，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第23卷第4期，第16-17页。由此引发的司法困境在于，无论是在行政过程的发展进程中抑或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中，当违法的先行行政行为因新出现的事实或法律政策的调整而导致其违法性瑕疵被治愈时，法院应当如何认定后续行政行为的效力？ 3.既有审查模式存在弊端 上述案例示例部分，已经总结了法院审理先行行为的五种基本类型，个中弊端说明如下：(1)另案审查模式。
法院最终以作为前置行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不合法为由，判决确认被诉拆迁许可违法。在该案二审期间，上诉人提出，涉案批单与公告存在实体、程序等重大违法问题，而原审法院却未对这些前置环节的违法事实予以审查，并由此诉请撤销一审判决。
2.拓宽先行行为机关参与行政诉讼的渠道 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机关作为第三人参与行政诉讼的条件是，与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而完全公定力理论则主张，无论行政行为存在着什么样的瑕疵，在被消灭前都具有公定力。孔令滔等学者提出行政行为的关联性的两重向度：一则是客观实体或程序上的联系性，即前置行政行为构成被诉行政行为的前提或基础。(24)该理论的证成基础是国家主权论学说，即当行政行为成为国家主权的外在表现形式时，包括法院在内的任何机构都不得对该行为存在的合法性依据提出质疑或者对其效力要件进行司法审查。
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400页。因此，人民法院在对房屋拆迁行政案件进行合法性审查时，必然涉及对整个拆迁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的全面审查。法安定性强调通过具有普遍拘束力的规则生成一个稳定的法律秩序，以及各国家机关与全体社会成员对该秩序的遵守和维护，二者缺一不可。(三)行政诉讼若干规则的功能缺失 对违法性继承司法审判规则的探讨，是以我国现行行政诉讼体制为背景展开的，法院如何在个案审判程序中处理好本诉与先行为司法审查的关系，需克服如下障碍。
(一)厘定违法性继承的发生情形 1.先后行为之间存在关联性 对于违法性继承理论而言，没有将所有多主体、多阶段行政行为纳入其讨论范畴的必要和可能。上述行为如果在一个诉讼当中处理，显然不便于当事人应诉抗辩，也不符合人民法院有针对性地配置审判资源、科学调查案情以及作出公正裁判，同时还可能存在与人民法院级别管辖不相符的情形。
二、违法性继承在我国行政诉讼中的适用 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笔者通过类案检索，从大量的基层司法裁判中选取典型案例作为观察对象并对其展开深入表里的实证分析，是为了洞悉掩藏于不同论证背后的理论冲突与现实争议，以期解决司法审查中的同案不同判问题，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58)鉴于此，笔者认为对非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也应当兼顾适度的合理性审查标准，既符合行政诉讼立法精神的发展方向，又能够避免因前后行为审判标准不一致所造成的不合理结果。
(56)参见江必新：《论行政诉讼的审查对象》，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4期，第66-67页。此外，该起诉期限在性质上属于程序法上的法定期间，不能中断或者中止，特殊情况下才可申请延长或扣除被耽误的时间，(43)并且与民法上除斥期间相似，只要当事人逾越起诉期间而向法院提起诉讼，都将承担诉权消灭的法律后果。首先，行政诉讼的目的在于权利救济，因此，当相对人因权利受到不法侵害而诉请救济时，司法机关有义务对行政过程中的全部行政行为予以审查，有利于纠纷的一次性处理，避免当事人陷入烦琐、冗杂的诉讼程序中。广义的违法性继承则要求先行行为属于受案范围。此种审查模式可能导致先行行为超过起诉期限以及增加当事人诉累等不利后果。倘若作为证据的先行行为无效或不被法院认可，则被诉行政行为就会因为主要证据不足而被撤销或确认违法。
(29)按多数法院的见解，具体行政行为只有发展到成熟阶段，才能允许司法介入审查。当证据无效或不予认可，则被诉行政行为就会因为主要证据不足而被撤销或确认违法，此时亦能够发生承继先行行为违法性的实质效果。
(56)但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即从发挥连带审查实用性和功能的角度出发，认为法院对先行行为的实质审查与对被诉后续行为的合法性审查，都是把判断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作为体现自身价值的重要内容(57)，因此应当依照对被诉后续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标准来检视先行行为。如在上海宝禅实业有限公司与上海市虹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案(17)中，法院首先承认了先行行为的外部法律效力，认为原告可对其合法权益产生直接影响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但在裁判方法上回避了对先行行为的合法性直接作出评价，而是另辟蹊径，以原告未在法定期限内及时行使诉讼请求权并因此丧失诉的利益为由，裁定驳回起诉，以维护行政诉讼秩序的稳定运行。
2.原告(上诉人、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不明确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49条的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依据。阿部泰隆「行政法解釈学Ⅱな行政救済の法システ厶創造の法理諭」(有斐閣、2009年)179頁参照。
又如在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李桂芳经贸行政管理案(20)中，二审法院主审法官认为，本案被诉行政强制执行决定的依据是系南经管拆决字(2014)第942号《限期拆除决定书》，该决定书不是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本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但其作为被诉行政行为的依据，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审查，但应以是否存在重大明显的违法情形为限度。(64)关联行政行为亦具有时间跨度长、隐蔽性较强等区别于一般行政行为的特殊属性，可以据此设定符合其特征的起诉期限规则，例如： (1)参酌德国行政诉讼法经验，如果原告并非因个人过错而未向法院起诉，那么行政法院可以通过受理一个迟延诉讼的方式突破既有起诉期限之窒碍。4.基于法安定性原则 人类制定法律规范以约束群体生活，其目的不外乎是建立持续、稳定的秩序，安定思想(Sicherheitsgedanken)是所有人类能力和现代文明发展的源泉，(31)尤其是当人类生活秩序发展到主要是基于由法律所构筑的秩序组成时，人们对于秩序安定性的需要，便逐渐演变为对法律安定性的追求。这就使得实践中的连环诉讼案结事不了与程序空转问题难以解决，也造成法律责任分担的不公。
(三)确立违法性继承的裁判基准时 为构建违法性继承的裁判基准时，需要考量以下两项因素：行政诉讼的目的因素以及关联行政行为的特性因素。在如皋案二审判决中，法院认为，住建部门在作出建设用地批准书时，案涉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尚未收回，在事实依据上存在明显不合法之处，由此将导致后续被诉拆迁许可不合法。
但是，应当在多大限度内将先行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现行行政法规范并未确立起统一化的适用标准。(50)有限公定力说主张，行政行为一般具有公定力，但有重大且明显瑕疵的无效行政行为除外。
(43)林俊盛：《论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完善——兼谈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载《行政法学研究》2013年第3期，第27页。针对此类情形，法院并不直接针对先行行为作出判决，只是将先行行为作为确认被诉行为违法或作出撤销判决的依据，不会因此违背法律安定性原则，强行制造先行行为审查标准与现行行政诉讼规则之间的割裂。
(27)基于以上两点，法院对行政机关做出的决定一般都采取尊重的态度，认为法院不应过早介入行政机关专属职权领域(如前述武俊生案)。针对本案而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属于行政许可行为，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是行政许可的一个先行行为，理应在审理过程中对其合法性一并予以审查。(45)参见[美]罗·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董世忠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3页。(15)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陕行终276号行政判决书。
在相关个案中，各地法院依据不同理据，展示了不同的审判立场和处理方式，存在较大差异，由此引发的一个最为显性的恶果就是同案不同判现象激增，严重影响了司法的严肃性与公信力。又如在泸州立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泸州市国土资源局解除土地出让合同案(22)中，二审法院认为，根据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的相关规定，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需经签订成交确认书、签订出让合同、付清全部价款、颁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书等法定程序。
(30)其三，由于行政机关在作出最终决定之前，行政法律关系处于不确定状态，为确保行政程序的连续性与完整性，法院只对最后作出的决定加以审查，有利于减少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最后，违法性继承理论的适用，往往发生在具有一定关联关系的两个行政行为之间，前一行政行为通常表现为后一行政行为的前提或依据，二者间存在实体法或程序法上的密不可分性，如若在案件中选取不同的时间节点，则可能会人为地割断前后行政行为间的关联性。
⑧因此，剖析个案判决中的违法性继承适用标准，是一种极为必要且稳妥的研究路径。(42)参见马怀德、解志勇：《行政诉讼第三人研究》，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第46页。